梅兰芳大伯母逝世,孟小冬戴白花去奔丧,传言被身怀六甲的福兰芝以一尸两命相逼,将其拒之门外。孟小冬本来就性情孤傲,被拒后羞愧难当,不久后便与梅兰芳形同陌路,从同居的东四牌楼三条迁到了钱粮胡同。王明华一直与梅兰芳保持名义上的夫妻关系,直到病逝;福兰芝则为梅兰芳生了九个孩子,一生都在幕后劳碌,养儿育女,修改剧本,缝制戏装……她们俩人都是京剧世家,都颇有才华,五四时期又有鲁迅等人呼吁男女平等,推崇女旦重返舞台,然而那个时代给女性留下的空间和活路实在太小,女人们不得不缩在一个叫“女德”的角落里,即使成为彼此的情敌,或者不得不面对共同的情敌,亦无处可逃。
这场狗血剧之中,只有孟小冬
毅然选择了离婚,并追随分手时向对方发的毒谏:“我若唱戏,不会比你梅兰芳差。我若嫁人,亦绝不会比你差。”此后奋发图强,拜师余叔岩,苦学数载,奠定了京剧老生的霸主地位。孟小冬和梅兰芳都是反串大师,1926年,俩人还一起在梁燕荪公馆同台《四郎探母》,梅兰芳演铁镜公主,孟小冬演铁四郎,后被人称“钗牟互易”。
他俩还互易过《游龙戏凤》,孟小冬演正德皇帝,梅兰芳演李凤姐……那些万人空巷的美戏,没有胶片留影,不知谁比谁更高一筹。但若台下亦有反串,我肯定是更倾心孟小冬的。梅式的53种兰花指成就了一套关于女人的程式,它们展现了被“传统”定义的女性美,但是这种美,在一个男权社会里,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,更不是女性美的全部。女性美的全部,和男性美的全部一样,应该是一个刚柔并济,姱容修态的合一体。所以真正惊艳的反串,是在这种合一体中的自由转化(Transformation)——孟小冬的俊秀,才华,加上一副铮铮傲骨,显然更备具这种自由转化的基础。
《奥兰多》的反串,则更上一层楼。它显露的女性自觉不是潜意识的,而是主动,迫切,兼具感性和理性的,且有强大的西方女权运动作为实践基础。小说《奥兰多》出版于1928年,也是21岁以上的英国女性获得选举权的一年。主角奥兰多在1600年之后的400年里,面容如一地经历了身为男性,女性到双身(中性人)的各种人生变化。
作者弗吉尼亚·伍尔夫通过奥兰多的传奇,讽刺了封建王朝社会对男女角色的死板定义,嘲笑了腐朽的,利益至上的贵族联姻关系,挪揄了男性在爱情中唯我独尊的臆想地位,讽刺了空洞无物的赞美诗,抨击了暴力的地缘政治战争,咒骂了“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物,故而不能拥有财产继承权”的可笑制度,讴歌了启蒙主义之后为自由而战的勇者,并预言了一个理想化的未来世界,一个性别流动自如的世界。在那里,人类将超越生理性别的单一性(Binary Gender Identities),开启一个多元化,多维度的性别新天地。这本在民国人看来也许是痴人说梦的小说,出版后却成了西方社会经久不衰的畅销书。
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她的日记里透露了《奥兰多》的缘起:“维塔还是同样的维塔,变化的只是性别。”维塔是伍尔夫的好朋友,也是英国近当代著名诗人,小说家和园艺设计家。她和丈夫都是公开的双性恋者。是继王尔德之后,英国上流社会又一批出柜的酷儿。不少研究伍尔夫的学者将他俩视为“奥兰多”的共同原型。伍尔夫对维塔爱慕有加,以至于维塔的儿子毫不掩饰地说:“《奥兰多》是伍尔夫写给我母亲的情书。”卫道士眼中的“伤风败俗”,在这些年轻勇敢的西方知识分子身上,并没有成为沉重的负担,反而成为他们挪揄的对象。